18月28日晚9点，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真是“字越少事越大”，因为孙志刚不仅当过贵州省委书记，还曾在湖北、安徽工作过，而且今年3月，他刚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职位上退休。孙志刚究竟是什么问题，通报没有详细说。有人猜测，孙志刚的落马会不会与恒大的许家印有啥关系？毕竟俩人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是老乡，而且还算是师生关系。孙志刚出生于1954年4月，河南荥阳人；许家印，1958年10月出生于河南周口，同为河南老乡。1973年，孙志刚考入湖北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钢专业，随后留校任教；5年后，许家印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孙志刚很可能是他的专业老师。俩人的师生关系在当时或许没啥用，可若干年后的“再回首”，这份师生情谊便非比寻常。许家印还没毕业时，孙志刚就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而且孙志刚这个老师确实比学生厉害，许家印从舞钢辞职去深圳打工时，孙志刚已经官至湖北省武汉市计委副主任。当许家印为了2000元月薪与老板拉扯时，孙志刚已担任湖北省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直到2009年，恒大上市，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孙志刚此时担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这期间，许家印和孙志刚是否有联系，不得而知。俩人真正的交集是2017年9月12日。因为那天出版的《恒大报》上，头版头条写道：许家印主席出席贵洽会，会见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合影照上，不仅“许主席”占据C位，标题居然用了“会见”这个词。要知道，新闻中一般用“接待”等词语来介绍与政府官员的会面。而“会见”通常是一种外交辞令，多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协商，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恒大报纸用“会见”省委书记来表述，说明“许主席”至少是将自己等同于正部级企业负责人，与孙志刚的身份不相上下。虽然当时许家印的恒大股价正如日中天，可面对一位封疆大吏，甚至还曾是自己老师，许家印这番“骚操作”，也不知昔日的“孙老师”作何感想。可能孙志刚也不在乎，毕竟这位学生曾以帮扶贵州毕节名义，无偿投入110亿元，派出2108人组成的扶贫团队常驻当地的乌蒙山区，积极配合了自己的工作。贵州与恒大举办的扶贫大会上，孙志刚还夸赞恒大“在中国扶贫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想必也为当年这位学生如此慷慨而得意。老实说，孙志刚究竟是在哪里出现问题，其实通报已经提到了。根据官方消息，对孙志刚的身份表述是“贵州省委原书记”……综合以往的通报来看，这种表述都是带有明确指向性，即孙志刚的问题很大可能就是他在贵州任职期间，而与他之前及之后担任的职务，应该关系不大。那么，孙志刚到底在贵州做了什么？又可能因为什么问题而被查呢？这或许得从他一路的仕途说起。2从孙志刚的履历来看，他与湖北省的关系十分密切。算起来，孙志刚在湖北前后待了31年的时间，而且在此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转折：学生、教师、研究人员、从政。1971年，17岁的孙志刚在河南荥阳老家当知青，劳动了两年后就被提拔为水库管理干部。接着，年仅19岁的他就被保送进武钢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这番现在看看波澜不惊的人生经历，在当时无疑堪称“开挂人生”，不知被多少人艳羡。显然，无论是孙志刚的家庭背景，还是他的工作能力，都有着“过人”之处。如果孙志刚就此止步，他很可能就在武汉钢铁学院从普通教师干到教授退休，当一辈子的高校老师，也算是不错的人生历程。但孙志刚人生的飞升，是他主动去上海考研，而且拿到了国内财经界赫赫有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硕士学位开始。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已经是金子般地稀少，财经类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的高学历人才，可以任意挑选合适的岗位，仕途也是一片光明。不过，孙志刚最初还是很想做学问的。因为他从上海财大毕业后，进入了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但在严重缺乏财经专业人才的时代，他这样的高学历人才又怎么可能被埋没。随着“干部年轻化”风潮的到来，孙志刚调入武汉市经委工作，官运亨通，一路升为武汉市体改委副主任、武汉市计委副主任，直至武汉市汉阳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代区长、区长等职。随后，孙志刚又在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等职位上历练了数年，最后在宜昌市委书记职位上开启主政一方的工作经历。在此期间，他还在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宜昌执政时，孙志刚还积极将自己城市管理以及工作体会撰写文章，频频见诸《人民论坛》《学习与实践》《长江论坛》《湖北经济》等刊物。这些刊物内容也是日后，他被称为典型“学者型官员”的佐证。湖北宜昌虽然不如省会武汉，但凭借葛洲坝和三峡两大水利工程，这座三峡边的小城实现了从中型城市再到大城市的两级跳。因此，只要是在城市升级和三峡工程等项目有政绩的官员，基本都能顺利升迁。孙志刚也确实在宜昌展现了自己专业背景，得到了中央和湖北省的关注。1997年，刚担任宜昌市委副书记的孙志刚面对宜昌经济紧张，银企矛盾突出等问题，他主动提出了“优选闭合贷款法”，使得宜昌当年的信贷资金由400

1和儿子前女友结婚横刀夺“媳”，四度成婚抛弃“糟糠之妻”，深夜约女下属谈心……沉迷声色犬马，堪称当代李隆基的中国银行一把手刘连舸近日落马了。刘连舸的落马早有迹象。早在今年2月中旬，刘连舸突然被免去中央银行党委书记职务；过了不到1个月，他又“主动”请辞了董事长一职。到了3月31日下午，最后一只靴子落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对外宣布，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因涉违纪违法正在被中纪委国监委进行审查。与刘连舸落马一同公开的，是其任职5年的中国银行与此前供职11年的进出口银行分别发布公告表示，坚决拥护审调刘连舸的决定，并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审调工作。要知道，此前反腐反贪也多是对其在任的腐败情况进行调查，而如今刘连舸的秋后算账却跨两任企业，时长更是长达16年，颇为耐人寻味。就在刘连舸落马不到一周后，与刘连舸关系密切的光大掌门人李晓鹏也被监察组织公开点名，万亿金融机构的“一把手”们接连倒下。刘连舸为何会落马？这场金融机构的反腐之风又要刮向何处？2时间拨回到1987年的7月，26岁刚刚步入银行业的刘连舸一定没有想到，62岁的自己并没有在退休时安然落地。刘连舸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师从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创始人、首任证监会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毕业后，刘连舸就抱紧了刘老师的大腿，在央行给刘老师当了三年的秘书。“我和刘老师在一起的时间比刘老师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都要多不少。”乘着刘老师的东风，刘连舸在央行一升再升，从外事局的国际货币基金助理调研员，升任至国际金融组织司亚洲开发银行处处长，随后更是光速升任国际司副司长，像坐火箭一样迅速完成“三连跳”。在央行站稳脚跟后，刘连舸开始积累外派经验和基层经验，来为进一步的高升打基础。先是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外派至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和伦敦央行驻欧代表处工作，刷了一波海外的任职经验。然后南下福建，在福州待了1年，担任福州中心支行行长，积累基层经验。要知道，对于一个体制内的干部而言，外派履历和基层经验是升职不可或缺的基本项。梳理刘连舸的职业履历，从央行“三连跳”到海外和基层“刷分”，每一步都规划地齐齐整整，一点弯路都没走。就连其在任期间轰动全国的拿投资者的钱“交学费”的原油宝事件，都没能阻碍刘连舸升官发财的脚步，其能量可见一斑。许是路走的太“顺风顺水”，普通家庭出身的刘连舸也日渐被花花世界迷了眼。不管在哪家银行，刘连舸都经常晚上叫女下属去办公室谈心，更是多次将目标对准女大学生，只要看上了，就一定要得到。就连儿子的女朋友，刘连舸也要染指。据相关人士透露，刘连舸的一个儿子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周凡来见父亲，希望能帮周凡安排个工作，却被刘连舸以周凡家境不好为由要求儿子分手，声称要给儿子介绍其他行长的女儿。然而再见面的时候，曾经的女朋友周凡已摇身一变成了刘连舸的第四任妻子。女友变“小妈”，也是够魔幻的。刘连舸的儿子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刘连舸却丝毫不收敛，贪污撩妹两不“误”，顺他者昌，逆他者亡。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62岁的刘连舸终于东窗事发。德不配位，即使一时嚣张，也终究要还回去，水月镜花一场。3刘连舸倒了，他在中国银行的一众党羽也不好过。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副行长高宗胜、北京分行行长王建宏、黑龙江省分行副行长陈枫……仅今年1月份至今4个多月，就有4只大老虎党羽落马，堪称中行“老虎窝”。而在中国银行之外，许是巧合，曾与刘连舸有不少交集的光大集团前掌门人李晓鹏，也在刘连舸落马后被点名。李晓鹏和刘连舸的合作关系可谓是十分密切。早在2016年，李晓鹏就曾代表招商局与刘连舸代表的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约。而到了李晓鹏成长为“光大系”掌门人、刘连舸升迁到中行一把手后，合作关系又跟着两人的职务升迁转移到了新单位光大和中行。2021年5月，光大和中行公开签约，表示双方计划合作推出绿色产业基金，其幕后掌舵人正是李晓鹏和刘连舸。在老单位招商局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时就深度合作，到新公司光大和中行又“梅开二度”，足以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李晓鹏和刘连舸之间的密切“缘分”一直持续到落马。3月30日，退休一年的李晓鹏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时隔仅一日，刘连舸也被带走。顺藤摸瓜，就在李晓鹏退休前半年，“光大系”已经有十几名李晓鹏的得力干将落马，比如原光大银行副行长兼党委副书记张华宇、光大控股原行政总裁兼党委书记陈爽等。到李晓鹏退休后3个月的2022年6月，“光大系”更是达到反腐巅峰，仅8天内就有4名高管落马。光大系的“系统性腐败”在银行圈内着实轰动一时，刘连舸在任期间中国银行也同样出现了“系统性腐败”。这对“难兄难弟”被调查引发的人事动荡，也反映在了各自所在机构的业务上。李晓鹏治下的光大兴陇信托连续踩中恒大、福晟等多个房地产信托雷区，光大控股更是一年亏损逾77亿港元。而刘连舸掌管的中国银行，从资产规模到利润增速，在国有大行中均是位于下流。李晓鹏在就任光大集团时曾动情表示：“我愿为光大集团未来发展当一颗铺路石。”刘连舸也在总行座谈会上公开寄语：“要厚植家国情怀，有爱国爱行的精神；要不畏风险挑战，有敢于担当的精神。”然而实际上，这对“难兄难弟”将公司经营管理地着实不太行，声色犬马贪污受贿倒是没少干。以身试法，自然是难逃法网。4刘连舸和李晓鹏的“放飞自我”在银行圈并非个例。梳理银行圈的历任行长们，贪腐落马案例比比皆是。首先，刘连舸任职的中国银行本身就是银行业反腐的“重灾区”，中国最大的银行资金抽逃案就是出自中国银行。早在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就因开平支行案被媒体谴责不断。此时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行长挪用银行资金40余亿人民币，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盗用案。而在中国银行之外，中国建设银行、光大集团、国家开发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银行机构也未能幸免。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表面上儒雅浪漫，喜欢打高尔夫、跳华尔兹、欣赏歌剧，俨然一副高品位成功人士形象。然而背地里，这位“优雅的银行家”却沉迷酒色财气，不仅在妻子之外有着多位“女朋友”，给各个女伴一掷千金置办了别墅跑车珠宝名表，还没事就在自己的小别墅里搞“酒池肉林”的私人Party，被各色莺莺燕燕围着纵情享乐。直到2003年，王雪冰违规向一位已经移民美国的富商周强贷款逾8000万美金却无法追回的事情败露后，王雪冰才被惩处12年有期徒刑。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违规向港商刘希泳提供巨额贷款10亿港币。作为回报，朱小华收到了刘希泳奉上的巨额贿金，并多次邀请朱小华到拉斯维加斯、澳门、香港等地免费游玩。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与“涌金系”魏东与“明天系”肖建华都是渊源颇深，相传和赵薇、刘芳华等多位女明星亦是“关系匪浅”。据相关人士透露，2008年王益因国金证券借壳、九芝堂收购案、太平洋上市等贪腐问题被双规时，其检举状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原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伙同下属李春太和孙丽娜先后8次超额发售国债，累计金额逾4亿元，更是私分超额国债的投资收益。此外，与其他银行大老虎们一样，陶礼明也是同样屡屡为湖南高速等项目违规发放贷款，并从中收取巨额贿赂。原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收房地产开发商的贿赂甚至要用拉杆箱和麻袋装。比如曾经煊赫一时持有北京蓝色港湾和五棵松的王耀辉，就曾为获得一个北京地产项目的十余亿元贷款，向杨琨奉上了一大袋现金和一大袋金条。值得一提的是，在杨琨2012年案发后，王耀辉也日渐低调，鲜在公众场合露面，其曾经掌舵的蓝色港湾后来也被王建林“收入囊中”。原招商银行行长田惠宇，原恒丰银行董事长、豪掷21.8万元定制金腰带的蔡国华，原中银香港总裁、曾经的“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和“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刘金宝，原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原烟台银行董事长庄永辉，原中信银行广州分行行长、曾经的“杰出经济人物”谢宏儒……细数银行界近年来重大的贪腐案，其贪腐手法基本高度相似，都是通过违规发放贷款为他人提供便利的方式收取贿赂，滥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贪欲。说到底，银行业的过路钱财实在是太多，落马的大老虎行长们在见识了“花花世界”之后，终究贪欲战胜了理性，攀比造就了贪腐。有油水的地方最容易滑倒。5天网恢恢，刘连舸等人的落马并不是金融圈反腐的终结，更深的反腐风暴仍在酝酿。仅仅去年一年，金融体系反腐落马高管就已逾70人，其中银行体系约40人，大多是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大鳄”和“内鬼”。与反腐高度相关的信贷管理和理财业务更是被连开罚单，整个行业累计罚款高逾4亿元。根据3月底中央巡视组公布的信息，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已然开始，各金融单位、中管企业及国家体育总局均在视察范围内，其中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国家开发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李晓鹏曾经就职的中国光大集团将被重点关注“回头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近日动向，也与曾经刘连舸和李晓鹏被公告出事前的职务变动如出一辙。金融体系无小贪。相比其他行业的“个案”腐败，金融腐败往往兼具“乘数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方面，动辄数十亿的违规贷款的高风险易使金融机构本身承受巨额贷款损失带来“乘数效应”。另一方面，金融腐败多为“集体性作案”也导致相关人员易拉帮结派，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乘数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双重叠加之下，金融贪腐的危害和风险也就被成几何倍数的放大。表面上是一个金融“内鬼”，实际上背后是一窝“大老虎”。也正因如此，金融反腐虽然面临结构化产品、内幕交易、股权代持等隐蔽性手段带来的高监察难度，但反腐行动依然不惜成本，势在必行。今年以来，仅仅4个月时间，金融系统落马干部就已近30人。刘连舸、李晓鹏被查，只是新一轮金融业反腐风暴的开始。随着刘连舸等“大鳄”的落马，其手下的“小鱼小虾”们也终将浮出水面。参考资料：1.

1“腾讯要被中国移动收购了。”国资继接盘了房地产行业之后，近日又隐约透露出入股互联网的心思。伴随着近日互联网企业股价齐刷刷的“跳水”，是网络媒体国资入股互联网企业传闻的甚嚣尘上。到2022年11月初，消息更是被证明了一半，阿里、腾讯和京东三大互联网巨头分别公开宣布和三大国资运营商合作，联通的股价更是一度被直接拉升到涨停。要知道，作为一家经营十分稳定的国企，联通历史上涨停的次数可谓是屈指可数。而在互联网行业之外，国资混改进入一个行业并非首次。房地产行业龙头万科和绿城的大股东都是国资，保利和中海更是大国资背景。互联网行业是否即将迎来“国资时代”？国资的进入又会带来哪些影响？2互联网行业国资化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早在滴滴“赴美上市”之前，不少互联网企业本身就已经有外资背景。比如阿里的外资大股东是软银，由韩裔日本人孙正义控制。腾讯的大股东则是南非的MIH，其母公司是南非报业集团。京东的股权结构则包括沃尔玛、先锋集团、贝莱德集团、老虎基金等不少美国成员。虽然我国的互联网巨头控制权还在创始人团队手中，外资股东们更多只是同股不同权的AB股财务投资，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资本们确实持有着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半壁江山”。而由于资方原因，外资的财务投资更多使用美元投入，相应退出也需要美元作为退出的货币。也正因如此，美股纳斯达克上市退出往往是最好的退出路径，如果考虑政策限制，港股IPO也不失为一种折中方式。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是兼做了港股IPO和美国ADR发行，京东和拼多多也是在美股为外资方铺设好了退出路径。在外资财务投资的美元退出要求限制下，互联网头部企业都在谋求在外资方的退出路径，而相对应的，伴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中概股在美国的上市数据安全风险也就越来越大。而头部互联网企业手握几乎全中国的人口数据，相应数据安全风险也极高。因此，互联网行业“国资化”趋势显然不可避免。3事实上，近年来国资已然存在逐步进军互联网行业的趋势。早在2020年和2021年，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的子公司网投中文，就成为新浪集团的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的二股东，持股比例均为1%。新浪微博在美国SEC的文件中也明确表明中网投拥有一位董事的任命权，占微梦总董事成员的三分之一。要知道，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并非是新浪集团庞大主体架构中的“边缘主体”，而是微博实实在在的母公司。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对抖音来说更是意义非凡，是张一鸣最早成立的头条系公司，早在2012年就已注册成立。国资新股东对互联网行业的融资股东“成分”和数据安全的管控可见一斑。对于字节和微博们而言，国资的进入更像是一种预防性控制。除了董事会任命权，国资新股东还对企业的未来融资和部分内容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也就是说，要通过审核融资资金来源和未来决策，变相防止“滴滴事件”的再发生。有了滴滴的先例之后，拥有海量用户数据的互联网企业在引入资本时势必需要更谨慎，而国资对于企业未来融资的一票否决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一定融资方筛选的制衡效果。虽然国资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互联网企业在融资乃至在美股上市的顺利度，但数据要素的合规性，也是互联网企业在用户数据扩张之后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数据要素市场进入国家战略层面是必然趋势，在数据的权力确定和市场流通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如何可信和有效应用以进行产业推进。互联网巨头拥有大量消费者端数据，在应用用户数据时需要以合规的方式进行以保证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虽然国资的进入看起来似乎是给字节们上了一道紧箍咒，但考虑到大型科技公司往往针对创始人设置AB股的同股不同权政策，即使对于已经被国资持股的字节们而言，其业务的经营战略也不会被国资过度影响。也就是说，虽然国资存在逐步进入互联网行业的趋势，但更多出于平衡资方背景管控数据的目的，到“混改国资化”仍有很长一段距离。4虽然有“腾讯和阿里被国资收购”的传闻，但相比于字节跳动和新浪微博的直接入股进行管控，实际上国资与腾讯之间明显要温和很多，二者更类似于“联姻”。腾讯跟联通之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已久。事实上，马化腾的姐姐马建南就曾经是联通员工，在去年退居二线前已经在联通工作了十几年，曾经一手主导推动联通与腾讯合作的“大小王卡”。10月底，国家市监局公开发布的《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显示，深圳市腾讯产业创投有限公司和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新设的企业主要聚焦于CDN和边缘计算业务，得到了经营者集中的无条件批准。乍看上去，似乎是腾讯“混改国资化”，但实际上，联通创投只是中国联通集团旗下负责投资的一个子公司。而腾讯产创投也同样仅仅只是腾讯旗下的一个负责投资的子公司，主要负责腾讯自有资金的投资业务，腾讯对卫瓴科技的Pre-A轮投资、擎盾科技的C轮投资就出自其手笔，和腾讯主要经营的微信生态圈、游戏等业务相关度很低。也就是说，两家各自拿子公司投一部分钱成立一个孙公司，在新兴业务上试试水。更何况，主要聚焦的边缘计算和CDN的这部分业务原本更多是归属于国有运营商的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更像是民营企业通过与国企合资的方式，参与进入一些国营业务。一方面，CDN和边缘计算类的“管道型”业务是运营商覆盖和擅长的领域，通过合作可以允许民企在一定程度上踏入国有垄断的基础设施类业务。另一方面，腾讯、京东、阿里等互联网公司较为擅长技术创新，也能够帮助运营商拓展5G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提高转化5G在业界内的实际应用。中国的5G本身在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目前尚缺乏应用场景，两者进行合作，对于实现电信领域的弯道超车而言，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强强联手”。比起找了个“投资人爸爸”，腾讯和联通之间的合作更像是“联姻”——双方各自通过旗下的投资子公司“联姻”生了一个混改合营新公司的“娃”来进行试点，对腾讯和联通本身的业务经营基本没什么影响。如果一定要说有影响，那也是合营新公司这个“娃”可以在更多进入国有运营商的领域，继承“中国联通”的一部分家产。5与腾讯相似，京东所谓的“混改国资化”，实际上也是子公司层面“联姻”合作。11月1日，京东科技在上海京东科技合作伙伴论坛上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战略合作的形式聚焦数字经济，开展数据中心、智慧家庭、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等创新合作业务。划重点，京东科技和上海移动，不是京东集团和移动集团，仍然是子公司层面的“联姻合作”。不同于腾讯和京东的“子孙联姻”，阿里则是在集团层面与中国电信签订了基础网络和安全、电子商务、云计算、企业采购领域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看起来似乎国资“入侵”的程度更高了些，从“子孙”层面上升到了“话事人”层面。但事实上，即使是集团层面，二者签署的也仅仅只是战略合作协议而已。换句话说，就是两家合作得不错，交个朋友承认下对方是自己的长期优先合作伙伴。更何况，早在2017年5月，阿里巴巴就已经和中国电信集团在北京签署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今年11月份的多领域战略合作，无非只是在原有的合作业务基础上更进一步而已。一方面阿里巴巴本身有阿里云产品，另一方面中国电信在阿里云的上游网络设施基础架构层面具有垄断性业务能力，二者上下游关系很好，进行长期合作也算是相得益彰。说到底，互联网公司需要基于国有运营商搭建的基站进行网络信息传输，而这种基础设施的合作需要调试等大量工作，难以快速切换。签署下战略合作协议做个长期的“回头客”，对双方都好。6虽然阿里和电信的合作被不少舆论解读成国资要“混改”互联网的信号，但事实上，阿里和电信的战略合作并非个例。梳理过往同类的合作，华为和天翼云曾经签署深度绑定相关协议，小米和中国电信联合设立了5G联合创新实验室，百度和国家电网也明确表示存在深度合作关系……过往相关运营商的深度合作案例屡见不鲜。因此，京东、阿里们与运营商之间的合作，其实只是之前的延续，比起所谓的“混改国资化”，更像是巨头们抱了国资的“大腿”。事实上，对腾讯、京东们来说，比起国资“混改”互联网，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互联网“混改”国资。比如“腾讯副总裁卢山出任联通董事”的旧闻，实际上就是源于2017年中国联通的混改，腾讯出资110亿元认购了5.33%的联通股份，随后副总裁卢山于2018年2月出任联通董事。而在腾讯之外，百度、京东、阿里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认购了中国联通的A股股份。也就是说，在国资进入互联网巨头们之前，互联网巨头们的资本已经先逐渐渗透到了国资内部，早早成为了中国联通的股东。既然从目前的现状看，国资与阿里巴巴、京东等的合作更多是基于现有业务的进一步合作，对抖音和腾讯也主要是出于制衡外资层面的预防性管控，为什么市场上却屡屡传来国资“混改”互联网企业的传闻？归根结底，互联网的生意本质上是一门垄断的生意，而从古至今，国资的生意很多也是垄断的生意。互联网行业由于本身做着连接消费者的业务，市场内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强相互依赖性直接导致使用人群不断向头部企业集中，最终很容易诞生垄断性的行业巨头，比如微信在即时社交软件的地位，美团在外卖市场的地位。而不少国企本身就属于垄断型国企，比如电网电力、自来水、石油石化、天然气等。因此，当天然具有垄断能力的国资逐渐走向做垄断生意的互联网巨头们时，势必会触激到一些敏感的神经。7但实际上，我国的垄断型国企更多还是集中于事关国计民生的刚需行业，而这些行业如果民营化，很可能会引发价格暴涨。比如电网电力、自来水、石油石化、天然气等，这一类行业需要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资本密集度要求高，相应竞争企业也会很少，天然就是容易形成垄断的行业。这类行业如果是民企垄断，老板和股东们出于盈利的目的必然会提高价格来获取更高的利润，由于事关民众刚需，即使涨价，消费者们受制于行业内只有一家企业没有选择权，也必须支付高溢价。比如丹麦和德国在电力行业私有化之后，居民电价已暴涨至欧洲的前两位，而法国的国有电力电价却还不到德国的60%。互联网行业虽然容易形成垄断，但并非是绝对意义上无替代选择的刚需。比如微信可以用电话和短信替代，滴滴的网约车可以用地铁、公交等公共出行方式替代，抖音也可以用其他娱乐方式替代。因此，虽然同做着“垄断”类的市场，但作为外行人的国有资本没必要直接进入，打断“纳税大户”们的市场节奏。国有资本直接针对腾讯们进行混改的意义并不大，短期互联网行业并不会被“混改国资化”。不管是字节、微博们的国资“象征性”入股，还是腾讯、京东们的间接“联姻”“抱大腿”，本质上都是互联网日渐介入人们生活的一个必然阶段，基于对数据的预防性管控和对未来5G应用的推动进行的一个阶段性措施。互联网行业谈“混改国资化”仍为时过早。对于巨头们而言，与其担忧混改国资化，不如更多去思考在日渐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何保护好手中的数据宝库。在国资尚未真正“入股”混改之前，腾讯、字节们还有调整的机会，虽然时间已经非常紧张。参考资料：1.

190年代一个寒冷的冬天，呼啸的北风卷起雪花，扑打着一座木屋沙沙作响。屋内，一位颤巍巍的老人拿着刻刀，小心翼翼地将手里一粒药分成八瓣。床边端着碗的中年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好心提醒：“这么吃药，没有用啊……”老人的回答异常平静，也令人心酸：“药又涨价了，能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2021年网络热播的短片《我是人民》中的一幕，片中的中年人正是鲁南制药创始人赵志全。《我是人民》是一部弘扬沂蒙精神的主旋律片，分别选取了时代楷模赵志全、当代愚公刘嘉坤、红嫂精神传承人于爱梅、孤贫儿童志愿服务团等典型人物事迹进行讲述。短片发布后，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广泛热议，播放量超过千万。主角赵志全的故事令人感动：出身贫寒的他，用了27年时间，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药厂发展成净资产超60亿的鲁南制药。即便身患癌症后仍带病工作，弥留之际，他还不忘叮嘱厂里给全体员工再涨一次工资。他自己住着一套只有四十平米的旧房，却建设了四千多套福利住房，让每个员工都能安居乐业。在鲁南制药的员工眼里，他就像个大家长，员工缺什么，他就帮员工置办什么。22014年，赵志全离世后，数万名员工自发前来送别，场面催人泪下。因为赵志全生前的贡献，后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为“齐鲁时代楷模”。短片上映时，远在南太平洋的东加勒比最高法院，正审理一桩旷日持久的股权争夺案。最终的判决，将决定鲁南制药至关重要的25.7%的股权花落谁家。已经离世的赵志全肯定没想到，自己当初为享受税收优惠而耍的心眼，却给自己家族埋下一个雷，险些让辛苦几十年的家业落到旁人手中。2021年7月22日，赵志全的独生女赵龙发微博称，自己状告父亲临终“托孤”的律师侵吞家族财产案，最终获胜。这场家族信托官司的双方，原告是势单力薄的赵志全独女，被告是鸠占鹊巢的职业律师，官司前后打了四年多。因为其中故事离奇，股权结构复杂，此案还被人大商学院写进教学案例中。这份判决不仅曝光了鲁南制药内部隐秘的“宫斗”剧情，更暴露出中国民营企业通过BVI公司（离岸公司）以家族信托模式持有公司股权可能产生的巨大风险。赵志全生前肯定没有预料到，自己家族会遭遇一场惊心动魄的股权争夺战，而整件事都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人在背后“捅刀子”。31987年，全国刮起企业承包经营风，31岁的赵志全在全厂职工的一致推举下，承包了郯南制药厂（鲁南制药前身）。赵志全是山东费县人，从山东化工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郯南制药厂当技术员，一路从设备动力科科长、技术科科长岗位成长起来。对于赵志全，认识他的人评价是“厚道又有能力”。就任仪式上，赵志全踌躇满志，表示：“我们好好做药，一起过上好日子。”他还夸下海口：4年实现年产值1000万元、利润120万元。全厂235名职工热烈鼓掌，心里却直打鼓。那时的郯南制药厂，账面净资产不过19万元，库存原料只能维持3天，利润几乎为零。谁都想过上好日子，可企业岌岌可危的现状，让人很难相信新厂长的承诺。赵志全新官上任三把火，从人事改革、劳动改革到分配改革，大刀阔斧进行重新梳理，不仅调动了工人们的积极性，也让大家看到了他的决心。承包第一年，凭借新研发的“银黄口服液”，药厂立即扭亏为盈。随后两年，“银黄口服液”和另一款新药“心通口服液”成为药厂王牌产品，总产值达到1700万元，利润超过120万元。赵志全就任时的承诺，提前一年完成。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火热，鲁南制药生产的这些感冒轻症用药，面对价格更低的同类产品，毫无竞争力。同时，因前期投入过大，药厂出现了销量停滞、货款收不回来的局面。赵志全也很愁，想贷款，可银行看看厂里现状，钱袋子捂得更紧；打电话找熟人帮忙解决资金问题，话没说完，就被人挂了电话。1996年冬，赵志全召集全厂干部开会，一起出谋划策寻出路。销售科希望开发市场更急需的进口重症替代药，技术科手一摊，苦着脸说，没钱，更没设备。有人提议：“要么裁员，裁一半，还能多撑半年。”

数年后，蓝月亮从初创时期的亏损到盈利，再到增长到40亿，年复合增长率49%，到2020年市值超1000亿，洗衣液和洁厕产品连续数年市场排名第一，彻底打破了跨国日化巨头垄断国内十多年市场的局面。

1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接见到访的南斯拉夫客人。他指着地图的南端，说道：“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是很了不起的。”一年之后，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此时，海南上下一片欢腾，但也焦虑满满。由于交通问题，来往海南只能坐船，就连火车到这里也得老老实实拆成数节，通过渡轮摆渡过海。海南倒不是没想过造一座跨海大桥，可它和内地相隔个长约80公里的琼州海峡，地理条件实在太复杂。同时，地处南海，地区局势复杂，经常有大量军舰和渔船出入，桥梁建造技术也达不到要求。但说来说去，还是没钱。